2007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，浙江省林业厅、省公安厅组织开展以“为民除害”为主题的集中猎捕成灾野猪的专项行动。整个浙江省，有1000多个乡镇经批准成立了狩猎队，持有“两证”（猎捕证和持枪证）的猎手已近万人。
　　最近几年，在塔山这个位于千岛湖畔的乡村里，人和野猪的争斗变得更加激烈。因为野猪正在增多。今年入秋以来，野猪泛滥的消息在山村里流传：每天晚上都有农田遭殃；鲁莽的野猪甚至在白天进入村民的后院，从厨房的窗口射击都能打到野猪。
　　从表面上看，这是山里人和野猪之间世代持续的、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。但现在有更强大的力量加入这场争夺——城市化正在消灭大量山林和耕地，野猪和猎人都被逼迫着在更狭小的“战场”上展开争夺。

　　狩猎
　　“最强”狩猎队的这一仗

　　61岁的淳安塔山村村民邓荣清，只是一个普通老农。他身材不高，小头宽肩，背有些佝偻，满脸灰黑色皱纹，有老山猫一样狡黠的笑容。
　　然而一入秋，他就不再只是个矮小瘦弱的老人。
　　每年9月，政府规定的禁猎期结束，邓荣清会从淳安县里商乡乡政府领回猎人们寄存的枪支。全乡1万多人，一共40支猎枪。邓荣清说，整个乡里，他这把枪号933637的猎枪打的野猪最多。因为这个出色的战绩，他在县里拥有一些特殊身份，比如一张浙江全省范围内带枪狩猎的通行证。整个淳安县只有两张。

　　猎人出发
　　11月10日晚，从山里飘来一阵雨。雨后的第二天是打野猪的最好时机。野猪夜里吃完庄稼，通常会进山找个平坦草密的地方睡觉，一夜奔跑不会超过60里。
　　邓荣清穿戴好迷彩服、迷彩帽、绿胶鞋，腰缠由麻绳和木板组合的刀鞘，插一把猎刀，扛上猎枪出门了。猎人轻装上阵，从不携带食物或水，靠山泉野果充饥。要打到猎物，就得和它们拥有一样的生存能力。
　　相同装扮的4位同伴，牵着7条猎狗在村口等他。乡里唯一一家猎物收购站的老板说，这是当地最强的狩猎队。年纪最轻的余振发和枪法最好的余小林是队伍中的“前锋”，他们要赶着猎狗满山追赶野猪，在发现它的第一时间阻击。于金龙负责追踪，找到野猪进山的路线。邓荣清和余光根都六十多岁，负责守坝。邓荣清把这个岗位形容为“第二线”。如果野猪躲过“前锋”和猎狗的追捕，他们就要等在野猪逃跑的必经之路上解决它。
　　他们在一起合作5年了。
　　多年在山林里和动物追逐，他们的技艺和装备都在不断更新。从前的土枪15分钟才能放一枪，现在的猎枪一分钟可以放四枪；从前晚上打猎都是在准星上缠一根白色的棉条，现在可以带头灯打；从前用竹哨互通信息，现在换成了手机。
　　但一些基本原则始终没改变。邓荣清的父亲告诉他：梅花鹿、穿山甲不打，因为对农民和庄稼没有伤害；豺狗要避开，它对着你叫就会倒霉，而且它吃动物，对山里人有好处；打幼崽不经济，肉太少不好分；上半年一般不打猎，因为立冬以后动物的肉才好吃，野兔除外……

　　危险重重
　　邓荣清从前年开始打“二线”。他体力大不如从前，进深山，队友要帮他背猎枪，有时还要停下来等他。但他有很多狩猎经验：野猪不会在陡峭的地方睡觉；赶野猪要在野猪逃跑路线的上方约1米远的地方，压着它追，这样可以避开野猪突然调头攻击……
　　打野猪，危险重重。被追击的野猪总会做困兽之争，发动攻击的前20米，速度和力量比狗强10倍，通常是往猎人两腿间直冲过来，用獠牙歪头一挑，足以分筋错骨。去年跟随邓荣清他们上山的一个猎人，就被野猪挑断了大腿筋。这次，余小林斜挎着一个绿色小帆布包，里面装着止血药、消炎的青霉素、头孢、一次性针管，还有镊子、缝合用的弯针，用于给受伤的人或狗疗伤。
　　自从这几年开始使用猎狗，猎人受伤的几率就大部分转移给了它们。猎狗靠嗅觉锁定猎物并通知主人，但茅草茂盛，人不一定能看见野猪的位置，无法开枪。这段对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10分钟。10分钟内，野猪就会攻击猎狗。去年，一只“狗头”就是这样丧命的。

　　赢得一战
　　四个多小时后，狗叫起来，连续的吠叫表明野猪就在距它50米以内的地方。
　　密林中传来第一声枪响，“噗”的一声，短促，沉闷。“打中了。”邓荣清笃定地说。
　　树林中传出一声嗥叫，清晰，痛苦，愤怒。随后是野猪蹄急速刨地的声音。猎狗们狂叫着扑上去。
　　约摸十秒钟，传出第二声枪响。山林恢复平静。
　　“战利品”被拖到山岙，是一只160斤的母野猪。它侧倒在那里，尖头，扁身，躯体长大，肋腹厚实，灰黑的身子长毛茂密，舌头伸出半截，蜷缩在嘴旁。
　　余振发站在它身边，右脸沾着血迹，像刚从菜园子摘菜后般轻松地嘻笑着。他开了第一枪，打在右后腰上，打断了野猪的脊柱。余小林补上第二枪，打中头部，伤口还汩汩地冒血，淌下来，积在耳朵里，一只猎狗守在那里不停地舔。
　　下山的路很威风。沿路村民都停下手中的活，问：“打到啦？打到就好哦。”或者忧虑地叮嘱：“晚上还有野猪来呢。”

　　争夺
　　越来越狭小的战场

　　很难说，猎人们现在是为了生存和生产资料而打猎，但肯定也不是纯粹的爱好。因为对枪支弹药的严格管理，猎人这个职业本身的合法依据几乎不复存在。而且，打猎的外部环境，正被一系列更强大的外界力量压缩着。

　　曾经辉煌
　　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，打猎是乡民和野兽争夺山林资源的手段，又像是场盛大的乡村集会。打到猎物，见者有份，上山围猎的人浩浩荡荡在山里呼喝。邓荣清的父亲也是一个老猎手，出猎一次半个月，回来两手空空，打到的猎物早就被偶遇或跟随的村民分食干净。
　　猎户也因此赢得乡里人的“尊敬”，他们自称是乡里的“强者”。“没人能占我的便宜。”邓说。他曾经三次被选上村长，但他都不当。邓荣清没有任何职务，但经常会有公安局、乡政府的人来找他沟通。“如果能管好我们，也就可以管住下面。”他说。
　　然而，他们很可能成为最后的一群猎人。他们和野兽之间的角力出现了很多连这些“强者”也无法控制的变化，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狩猎的基本资源：猎枪、子弹、狩猎地带……

　　猎枪之限
　　邓荣清家曾经有6支土枪。邓荣清带着两个儿子，一晚上可以打回好几只猎物。1994年，国家统一收缴农村自制土枪。1998年发放狩猎证，乡里每100个人中只允许有2个持枪名额。
　　国家要求他们配备300块钱一个的铁质枪盒，装25发子弹的皮质子弹袋，围在腰间沉甸甸的一排。他们隶属公安局的保安科管理，公安局的人有时突然进村抽查：猎人们的枪是否锁在枪盒里，有否给枪管上油、擦亮。他们每年上缴50块的林业资源费，30块管理费。
　　为了买到子弹，邓荣清要写好申请，去乡政府和派出所盖章，县公安局治保科审批，再到杭州市公安局开许可证和准带证件，最后才能在西湖边的弹药专卖店买到子弹。跑完所有程序，要在千岛湖镇和杭州市呆一个多星期。邓荣清总是一次买好3年的弹药，因为弹药靠调拨，并不是随时都有。今年，杭州市西湖区的打野猪专项行动还没有落实子弹。浙江省民用枪支弹药调拨管理中心主任姜根旺告诉记者，狩猎行动将因此推迟一个月。
　　追逐的范围也在受到控制。打猎经常要追过好几座山，可是1998年以后，猎人不能再带枪跨地狩猎。

　　山林之减
　　另一方面，城市扩张的每一步，最后都会传导到山林和耕地这根神经末梢。人类和野猪生存空间的交错区越来越多——他们都没有选择。
　　在离里商乡约一个小时车程的淳安县城，多山的地貌正被城市化的战略改变着。沿千岛湖往山里走，一路会看见挖掘机的身影。根据淳安县国土资源局的资料，“到2010年淳安县城镇化率将达到29.69%，这对建设用地提出了更大的要求”。
　　高山居民也在城市化的影响下集中到平地。“千里岗的深山上面已经没有人居住。”邓荣清说。他前年冬天到海拔千米的地方打猎，只看到一些断壁残垣。野猪在深山中吃不到粮食，“都下到平地上来了”。
　　同时，野猪自然繁育的数量也在增加。一头母野猪一年可以生两窝，每窝6至8个仔。每年4至8月是禁猎期，这段时间是野猪的繁殖期，小野猪可以安全地长到六七斤。一只2斤多的野猪就可以单独生活。
　　根据林业专家历时5年制成的《浙江野猪资源调查研究》，目前全省有野猪10万头左右，种群密度在0.5只/平方公里以上的市有20多个。里商乡也在其中。人和野猪都往这块土地上迁徙，战场越来越狭小。

　　后继乏人
　　猎人们虽然赢得了一战又一战，可真正的猎人也在消失。
　　乡里的猎枪在减少，一些有持枪证的猎人已经放弃打猎，进城打工。邓荣清有两个儿子，他教会他们16岁就打野猪，但现在他们都去城里做电信生意，赚来的钱回乡里修了一栋气派的3层楼房。
　　余小林的两个儿子，一个上了宁波大学，一个刚考上浙江大学。
　　“以后我的家就是书香门第。”一次在酒桌上，余小林涨红脸，自豪地说。